李禹東

中華文明悠悠五千載，恐怕還沒有誰的地位超得過孔夫子，后人尊之為圣，八股取義的年代，更是以孔子的儒家學說為大。凡事只要與圣人沾邊，就一定是對的。宋朝朱熹之所以在明清時代大紅大紫，也正是因他窮盡一生研習儒家學說。這儒家學說，總是強調君子與小人之別。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正因如此，提倡這一學說的孔圣人，也就看做是千百年來的“君子一人”。同樣的，孔子強調仁義，也就自然被認作是仁義之人。誰做了錯事，都應該學學孔夫子，他是正義的化身，是道德的標準。君子也好，道德也罷，書讀多了，我倒確實產生了些疑問。

孔子代理魯國宰相的時候，沒幾天就殺了一位大夫少正卯。學生子貢問他，如此做法，是否欠妥當？孔子義正言辭，說了這么一句話：

“少有惡者五，而盜竊不與焉。一曰心達而險，二曰行僻而堅，三曰言偽而辨，四曰記丑而博，五曰順非而澤。此五者有一于人，則不免君子之誅；而少正卯兼之，此小人之桀雄也，不可以不誅也。”

歷史就是這么無情，也許孔夫子所言確有其道理，但千百年來，卻幾乎無人深究真相。因為孔子就是一切尺度的標準，他殺了人，只能證明是對方的錯。對于孔子殺少正卯，一說是他上任三個月后所為，而司馬遷則認為，孔子只上任七天，就拿下了對方。人們為孔子的所作所為進行多種辯護，非常干脆的要數朱熹。朱夫子老人家通過對比孔子的品行而一口咬定，圣人根本沒有殺少正卯——這自然是為了儒家學說的光鮮亮麗。而到了五四時代，因反封建的需要，“圣人治奸”的說法也跟著盛行。這些辯護與反對更多地帶著主觀色彩，終歸是缺少點公正性。

少正卯何許人也？如前文所述，他曾是魯國大夫。孔子從政，多是依靠學生推薦，而少正卯其人，雖學識不及孔子，但在民間更有親和力。學生是孔子的驕傲，但有一個事實是，他的學生有很多跑到了少正卯那里。平心而論，這看上去很像一場赤裸裸的利益之爭。如果仔細推敲，孔子的自辯看上去鏗鏘有力，但卻又莫能兩可。

如果我是子貢，我的問題一定不會就此打住。既然孔子認為對方心達而險、行僻而堅、言偽而辨、記丑而博、順非而澤，我一定會深究，何以認定其險惡？何以見得其對惡事堅定？何以認定其能辨之事為虛？何以得知其對丑惡之事廣博？何以看出其光鮮外表背后之“非”？如果孔子一一作答，后世也就少了許多爭論，只可惜，子貢沒有問，孔子也就沒什么可回答的了。

因被誅殺，少正卯未能像孔子一樣，留下廣泛著作，因此后人不知少正卯有何主張、在政治上又有多深功力。也就更給世人留下了討論的空間。何為小人？何為君子？倘若孔子未曾誅殺對方，而是少正卯殺害了孔子，然后也用“心達而險、行僻而堅、言偽而辯、記丑而博、順非而澤”來形容對方，那隨后千百年的中華文明史，會不會也為少正卯立一尊像？尊其為圣人，而孔子次之？后人會不會將少正卯當做一切道德的標準，而非孔子？宋朝的朱熹又會不會改行研究起少正卯的學說呢？

如果說，少正卯確為小人，有篡權奪位或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意，按照儒家優秀的繼承人孟子所言，“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”來看，究竟是否除之，也實在值得商榷。春秋戰國，究竟誰做霸主，本就沒有定論。

按照儒家的邏輯，誰能為百姓造福、施行仁政，誰就應當是國家的領導者。以今人角度視之，在世襲統治下的時代，家族的統治地位是恒定的，因此可以看出叛臣、權臣甚至叛民未必就不能造福于社會。若不是劉邦項羽揭竿而起，秦朝的殘暴統治恐怕難以平息，而漢朝霍光權傾朝野，卻照樣能為國家做不少好事。誠然，后世也出現了諸如趙高、王莽這樣的敗類，但少正卯究竟是什么人，在孔子殺他的時候，實在難以準確判斷。

歷史匆匆翻過，許多事只能留下個假設。孔子對也罷、錯也罷，木已成舟，留給你我的只剩一場思想世界的討論。圣人的尊號，也許確實實至名歸，也許只是因為孔子的一刀，而永久易位。對于此事，朱熹選擇為孔子辯護，這沒什么好奇怪的，因為他本人正是儒家的代表。只是我們難以想象，倘若少正卯一刀劈死了孔子，被尊為圣人，朱熹又是否會改口為少正卯進行辯護呢？可見再偉大的思想家，隨著歲月流逝，留給后人敬仰的，也不過是頭頂的光環、是被修飾、被神話過的軀殼，我們崇拜的，只不過是我們內心的一個形象。至于他們關起門來真實的思想世界，其實沒什么人在意，也沒什么人會懂。

你知道嗎？信仰不是信奉什么神明，而是對自己的一種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