營造社會文化環境之重要性

李禹東

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義，失義而后禮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《道德經》

每至西方“圣誕節”，常有所謂“保護中國文化”者，或對其惡語相向、或對其怒目而視，稱“洋人的節，與我何干！”云云。使人不禁聯想起近些年來，通過網絡、自媒體傳播之排外言論。有以意識形態排外者、宗教信仰排外者、甚至以血統排外者——更有甚者，以“漢族”血統的“純凈度”劃分親疏，將古代少數民族政權一并貶斥，以此自證“保護中國文化”。其舉動，于旁觀者言實屬可笑，于其自身言實屬可悲，于同胞言則實屬可怕。

西方基督教“新教”創始人馬丁·路德，在深刻總結基督精神后得出“因信稱義”之道理，意思是說，人之原罪，需上帝為之脫罪，而非律法所能。十字軍東征，以基督教、伊斯蘭教之“對立”為基礎，方可號令大軍，攻城拔寨，然追本溯源，兩教本同根同宗，且均可起到引民向善之作用，只是兩教所尊之“神”不盡相同，便惹得喊殺陣陣、血流成河，實在顯得狹隘（注：十字軍東征自是因教會政治訴求所至，但其利用各國對基督教之信仰便可號令大軍奔赴前線，足以說明其社會文化訴求之狹隘性）。

“因信稱義”一詞雖誕生于歐洲中世紀基督教，其特性卻表現至今。現如今，西方社會緊抱其“意識形態”，以西方化制度為“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之標準，質疑一切與之不同的他國體系。然不同社會環境，其政治制度因生產力不同、地緣環境不同、社會階段不同、生活習俗不同等等諸多因素之影響，亦將不同，強扭之，好似將熱帶雨林搬入北極，其下場可想而知。今日之利比亞、敘利亞、伊拉克等國之處境、以及ISIS之崛起，便是其西方制度入侵所造成的結果。面對種種人禍，今之西方社會束手無策，進而陷入迷茫。

而“因信稱義”之最極端者，則是以“血統”論敵友之納粹德國。血統，父母所賜，自出生便已定性，無法更改。希特勒以此屠殺猶太人，將日耳曼人置于血統最高層，以血統將不同民族分出個三六九等，又以武力壓迫之。其舉動之荒唐已無需論述。

由此不難看出，開篇所言之“意識形態排外者”、“宗教信仰排外者”、“血統排外者”，本代表西方“因信稱義”的思維。在我國，僅有元一朝曾以此法對待漢人（而明滅元后，只以行政監督，而未破壞蒙古族宗教信仰及文化訴求），除此而外，清時雖對漢人多有疑慮，卻終歸未敢破壞漢人之文化訴求（尊孔便是明證）。

談及宇宙之宗，處于中國文化體系重要位置的老子提出“道”（道沖，而用之或不盈，淵兮，似萬物之宗——《道德經》）。何謂道？老子又言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廖兮，獨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”——宇宙之宗，無人知曉，只不過強行取名為“道”。如此便知，“道”乃無形之物（“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”——《道德經》），并非安拉或耶穌，卻又可以既是安拉，又是耶穌。

——“因信稱義”，又從何談起？

可見如今所謂“保護中國文化”之人，其實并非保護中國文化之思想精髓，而恰恰是中了西方文明的圈套。

中國文化精髓，恰在于其多元性、包容性、認知性。中華文明不以不同而仇視他者，總體而言，是個“和平愛好者。”然認知不代表無條件之接受。三國時，有學者王弼于其著作《老子道德經注校釋》中言：“有形則有分，有分者，不溫則涼，不炎則寒。故象而形者，非大象。”道本無形，而人世有形，政治制度、管理方式等，均為有形之物，不可忽左忽右，忽生忽滅。而有形之物，則勢必與不同之形象互有沖突。中華文明不以此種沖突為征服他者之借口，卻免不得被他者垂涎，試圖以不合我本土之客觀需求重立國體——如此則不得不以兵甲對抗之。故《孫子兵法》有言：“上兵伐謀、其次伐交、其次伐兵、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為不得已。”毛澤東曾以十六字口號概括這一內容：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。

而至于以“血統排外者”，殊不知我華夏文明之巔峰——唐朝，其開國皇帝高祖李淵、太宗李世民，均為漢與鮮卑之混血！

何以調和無形文化訴求與現時之有形需求，是華夏子孫歷來的課題。秦始皇試以粉碎多元文化認知，將其之時代所需，確立為華夏子孫之精神圖騰，于是焚書坑儒，從而違背社會文化訴求，成為其政權迅速垮臺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漢武帝以儒家學說為綱，然“庫存”百家（所謂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），故未重蹈始皇之覆轍。又因匈奴昔日對漢之冒犯、且屢屢犯邊，破壞人民生產之需而遠征之，雖因開銷之大、舉國之力屢遭人民不滿，但總體而言，仍然符合社會文化基本訴求之需要。（注：后世漢宣帝稱，自古王霸雜行，從未獨尊儒術，則可證明漢武帝對“百家”之“罷黜”，并非秦始皇之“消滅”）。“三武一宗滅佛”（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、后周世宗），雖各有用意，但本質而言，亦在為調和無形之文化與有形之現實所需。以北魏太武帝為例，其滅佛或因方士讒言，然究其本質，則源于南北朝時，人多為避戰，而削發為僧。寺廟之繁雜、僧人之多，極大破壞了人口結構與生產力，故而滅之。社會由是回歸正軌，人口、經濟增長，生產力提高，且平定北方。后世之君孝文帝因此得以重振佛學，大修云岡石窟、龍門石窟。可見北魏滅佛，政治家雖有其個人目的，但本質上，這一舉動并未違背社會文化訴求，其并非消滅了佛學，而只是破壞了寺廟。

世人皆言，中國文化博大精深。然若只學其“方法論”，照搬其教條，我華夏文明又何以博大？何以精深？唐時國門大開，凡平等待我者均受尊重，景教（基督教一支）、祆教、伊斯蘭教、佛教、道教多教相融（直到唐武宗時因現實需要而滅佛及其他教派。唐宣宗時又恐社會不滿而一定程度上修復之。）那情那景，一片祥和。明清之后，物極必反，華夏文明走向極端。無形之認知蕩然無存，方法論成了精神圖騰，孔子成了耶穌，已有之學說便是耶穌的門徒。

再無創造力的中國飽經風霜，重頭再來。如今，又到了要還原這中華文化的時刻。各路大仙大神當道，手捧泥人佛珠大談文化，其實不過附庸風雅，毫無靈魂。我們的文化，還原什么？怎樣還原？此時此地，真可謂一大課題。

曾聞某年高考前夕，一家長因擔憂兒子為小區池塘內青蛙叫聲所擾，故令保安人員投毒池中，將其害死。恢復高考近四十載，隨經濟發展之深入，社會競爭日趨激烈，諸如此類荒唐事卻愈加增多。

然欲重振中華文化，語文教育之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國家教育總體水平，又與校園教育息息相關。而大學教育為整個體系最高級，本科、碩士、博士均出于此，是為高等教育。大學文憑好似一道門檻，門檻兩側恍若冰火兩重天。多數待遇較為豐厚的職業都以本科以上文憑者為其首選，本科以下文憑者所能從事之行業，往往不盡如人意。如此一來，隨社會競爭日趨激烈，“上大學”之爭則必然走向狹隘的功利主義怪圈。“上大學”之直接因素在于考試。久而久之，“學”之爭演變為“考”之爭，教育水平之爭，演變為猜題水平之爭——考試不再是學習成果的檢驗，而自成一體，本身成了學科。

工作待遇在于文憑，文憑在于考試，考試在于分數。考分已成為中國教育之本——這一點，語文教育，亦不能幸免。如何為考生評分？考官以教育大綱之“標準答案”為依據，或加或減。學生以“標準答案”為依據，死記硬背。教師以“標準答案”為基礎，判斷“正誤”。三十余載后，誰還記得“格物致知”為何義？誰還關注事物之本質？誰還會反駁毒死池中之蛙之殘忍？誰還果真記得“仁義禮智信”之內涵？在培養學習興趣的階段，以急功近利之主題思想灌輸學生，至其心態成熟、走向社會，真正應該對事物深究、學習之時，卻已對其失去了興趣。如此教育，怎可算得了成功？

語文教育之失所導致的連鎖反應又何止于此？

閱讀本是語文教育之重點，然于“一切為考試”的功利主義作用下，文學名著被“數據化”、“標準化”，讀來津津有味的小說作品，被強行灌入單調呆板的考場情緒，從而變得枯燥無味。魯迅先生家門口兩棵棗樹，也變成個“抓分的重點”。久而久之，一代文學大師，遂成為學子最痛恨的噩夢。而這不過是校園教育失誤之冰山一角。

一部作品，置于語文課本之外時，被認作“閑書”，置于語文課本之內，則被認為“佳作”。凡此種種，于今日之中國校園不勝枚舉。待學子依次歷經小學、初中、高中后，其閱讀興趣是增是減、探究事物之欲望是強是弱、理解能力是高是低便可一目了然。

而閱讀興趣之缺失自然演變為閱讀習慣之缺失，據2015年調查報告顯示，全球人均閱讀量中，以色列50本、德國47本、日本45本、法國20本，而我以五千年文明自居之中國，人均閱讀量（含電子書）僅約7.84本。誠然，國人素質，非閱讀之絕對數量所能表述，然基本閱讀習慣之缺失，則必將為整體文化環境建設制造障礙，從而為社會轉型后之再發展帶來隱患。教育缺失所致之連鎖負面效應，可見影響之廣。

人于青春期時往往躁動不安，更有甚者，時有怪病伴其左右，雖如此，青春期乃人生最重要之生長發育階段。論及當今世界，歐洲猶如老者，常嘆其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之輝煌，然其終歸年事已高，已無力于世界競爭中扮演主角。美國猶如壯年，自號“世界警察”，握有政治、軍事資源，其地位仍不容小覷。中國恰如青春期少年，發展最為迅速，然由發展所派生之社會矛盾亦不容忽視。

本質上看，以社會再發展，解決社會現有矛盾，這一戰略無可非議。然于社會發展過程中，因發展階段不同而衍生出思想觀念不同。自改革開放初期，為改變社會經濟基礎之薄弱狀態，故舉國以促生產為本。21世紀初，中國經濟騰飛，逐步躍居世界第二，經濟基礎今非昔比，然為保持其經濟之健康生長狀態，昔日之“亂序”發展則逐漸不適用，生產者不以產品競爭實力為其核心，而單以人際關系之廣、“門路”之多、特權之重為競爭手段的思維方式恐將被邊緣化，雖國有企業亦難幸免。

中國社會新舊更迭之頻繁、進取腳步之迅速、機遇之多，本是大好的勢頭。然持舊觀念者受制于其探究社會本質之粗淺，不明發展的原理，只知其過往經驗全面癱瘓，故而抱怨社會對己不公。人云亦云，透過現代科技傳播互通，情緒發泄于是掩蓋理性思維。父輩以經驗主義教導晚輩，晚輩學習之，又于網絡媒體加深其印象，仇視一切正面資訊，擴大一切負面消息，甚至為發泄情緒不惜制造謠言，一傳十、十傳百，再有境外勢力暗箱操作，連成一片，形成一股社會風氣。不僅破壞社會穩定，于其信息傳播者、接受者雙方而言，亦錯過了最好的發展機遇。強使全國人民均滿意于現狀，實屬無稽之談，但卻絕非不可促其理性思考當今歷史現狀，從而逐步認知自身之處境，進而認知時代需求，再度投入到社會大發展之洪流中。

如此，社會文化環境的營造之重要性，便一目了然。若欲營造文化環境，國民閱讀習慣之培養為其根本。

如今應對謠言等問題，我國主要以審查機構對其進行過濾、屏蔽，相關法律法規亦緊隨其后。然于今日網絡之發達，謠言散播之迅速，相關部門以人力難以盡查之，加之網絡管理者本身亦消極對待，常出現民間謠言四起，而官方查無可查的尷尬。多數時候，即便查禁成功，亦無法引導人民回歸客觀理性，反倒促其愈加生疑，進而使新一輪謠言再度興起。

求知、好奇本為人類天性，當閱讀這一求知基本渠道不再成為民眾優先考慮對象時，影視業便后來居上。然不閱讀之風氣非但流行于各行各業，亦于所謂“文化圈”中盛行。電影、電視本為戲劇文學衍生之物，根植于文學，生長于文學。然文學絕非一場自娛自樂，而是一種“藝術化的學術”。文學作品所表達的問題，人與人之關系、人于社會之角色、時代所需與人之訴求等關系所衍生之矛盾，實為搭建所謂專業學術與讀者觀眾的橋梁，即便讀者無意深入探究，亦在沉醉于文學藝術形象之時，難免思考，其對社會生產不同參與者之認知，亦有所提升。由此可見，文學家（特指小說家、戲劇家）非只談山水不問時事之輩，其具備相當的歷史學、政治學、哲學之積累。

試問，若我國電影人普遍具備過硬的知識儲備，可在適當引導后正確理解社會現狀，并以藝術形式傳播于觀眾，我國又需要什么審查機構？而審查標準，本身就是教條，教條皆有局限性，投機者鉆其漏洞，低俗作品仍可橫行于市場，優秀作品反倒被這教條損傷了大半。國人不滿于國產電影，紛紛求西方影視為其解渴，禁之，則違背現今中國社會開放之需要，縱容之，我國民因無傳統文化之基礎，而難免對西方價值標準產生迷信，這莫不是一場惡性循環？

文學既為影視之根，其于傳播思想之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然全民閱讀習慣則為文學之養分。若無市場支持，文學家何以生存？而我國民如今對文化之辨識能力近乎幼稚。歷經九年義務教育、加之大學熏陶，跨入社會，竟不知文學作品何用之有，實屬可憐。踏入書店，迷茫之時，只得求助于他人。于是乎，擅長于宣傳營銷者占盡上峰，重金打造，花樣百出，買榜、水軍、加之各種娛樂活動環繞四周，使人不得不好奇、不得不議論。當憑空制造的“好口碑”，轉而被人云亦云時，不明真相的群眾，也便很以為然了。

營銷者所包裝之人，多為“噱頭”有余，功力不足者。創作的基礎，本是日積月累的知識和閱歷，營銷者偏愛于所謂“神童”、所謂“意見領袖”，以年紀輕為其“特性”，以發牢騷為其根本，如此成名，又如此影響社會，試問究竟利大還是弊大？真可謂把求知當兒戲！

然反觀官方機構自身，內地各省均有作家協會，本是最好的國家思想工具，而今卻也淪落到抱怨的地步。面對所謂“市場化”作家的出現，牢騷滿腹，怒批其水準不高，卻并不知該有何作為。而在筆者看來，“市場化作家”本身水準不堪一擊，只是通過科學專業的市場營銷手段，將其作品反復推廣至讀者面前，造成大眾間的“羊群效應”，從而獲得較好的市場效果。面對其創作水準不高的現實，單純批評及排斥反倒造成讀者群中“逆反”的心態，促閱讀群體（尤其是年輕群體）之閱讀習慣愈加惡化。

而作家協會這一機構，應以經營者之姿態看待問題，其機構本身影響力之大，絕非所謂私人文化公司可以比擬。作家協會擁有豐富的媒體資源、可調動多種手段，利用網絡等方式為具有正確影響讀者之創作者包裝、推廣，以市場的手段，對抗“市場化作家”，以實際水準對抗虛假炒作，從而為社會文化環境的健康發展起到一定作用。

作家協會本身的運營模式，也應隨社會發展而變化，而不應停滯不前，將佳作置于書店一隅，從此不聞不問，任其被冷落。

然中國文化環境雖現階段處于稚嫩期，其發展和進步則實屬必然。隨經濟建設之深入，誠信體系建設之健全，投機取巧之行為逐步產生不適，被邊緣或淡化，以及消費者需求日益之提高，都進而促使市場競爭走向以公平與合理。民間所謂“鐵飯碗”的思維模式，必將遭遇淘汰，無競爭實力的經濟團體不得不改造或滅亡，如今部分國有企業大幅度裁員便是明證。同樣，新興小微企業，面對新一輪競爭，若想生存，則勢必首先了解自身處境與社會走向，以片面消極情緒，或投機、特權思維參與競爭者，則難以維系。如此一來，對文化的需求將井噴式提升。——這種意愿如今已初露端倪，然其總體僅局限于部分中高層收入人群，且僅處于自發式、表象化的階段。這一現象必將雖社會大發展而擴散、深入，然因其擴散之慢、深入之晚，多數中等以下收入之人民，恐落于時代之后，從而使此類助力社會發展之有生力量無法被最大化調動。

中國文化博大精深，中國式思維不但對本國崛起、亦對世界不同意識形態之共融、以及長久和平，都可謂意義深遠。而對中國文化之理解，卻需充分的知識儲備才有可能完成，知識儲備的豐厚必然帶來理性的社會環境，也必然依托于健康的文化環境。在文化環境建設之環節，校園教育、全民閱讀，當屬重中之重。中國早已今非昔比，以今日中國之實力、崛起速度之迅猛、機遇之多，政府無需“控制”人民所思所想，而只需促其正確理解我國現狀，便可廣得人心。對于境外反動勢力的不實言論，應以逐漸強大的自身文化建設，逐步取代于略顯疲態的審查制度，逐步以人民之“自審”，代替機構之“他審”，如此有助于社會穩定，亦有助于“中國夢”的早日實現。

（作者系察哈爾學會研究員、著名青年作家、中國作家協會會員、中國散文協會會員，代表作有《人間犬吠》《失焦》。本文系作者授權察哈爾學會獨家首發。圖片來源于網絡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