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禹東:五千年來誰著史——“抽象”與“具象”
李禹東
許多年來,不少人將美國社會定義為“多元”社會,究其原因,美國為移民之國,其土地之上,公民多為不同民族之后裔。而談及我國,許多人卻有截然相反之感。不少人認為中國是一“單一”之國,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“固步自封”之文化。在筆者看來,持此種論斷之人,事實上并不曾領略我們國家傳統文化思想的廬山真面目。同樣的,這類人,事實上也不真的了解西方文化本質。
古代希臘、羅馬曾對于古代希臘神話中的“諸神”崇拜不已,這種來自古代東歐的信仰因其神明眾多,而被人稱做“多神教”。有人認為,“多神”的信仰標志著一種古代社會的“自由”,不同的人可以信奉不同的偶像,不同的思想在同樣的信仰中相互博弈。他們認為,從某一個側面來講,這種思想極具包容性。前13世紀,早期的希伯來人(猶太人)遭到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屠殺,為了團結一心,希伯來人創造了一種以單一神明為高信仰的獨特宗教,這正是基督教的雛形。隨著歷史發展,基督教在不知不覺中傳到古羅馬境內,并得到少數人的信奉。然而,一個有趣的現象是,信奉“多神教”的古羅馬人,卻并不能再多接受一位新來的神明。當上帝出現在宙斯面前時,他的信徒竟遭到了嚴厲的懲罰。希臘諸神的世界再大,卻也無法容得下這新來的小小偶像。
許多年后,隨著社會的改變,古羅馬人卻突然發現,這單調的基督教,倒似乎更符合其現狀的需求。于是,他們轉而倒戈,又成了上帝的信徒。但這并不算結束。當基督教開始壯大時,那些信奉昔日諸神的人們,卻為此遭了秧。基督教徒們反過來大開殺戒,追殺一切“異教徒”。
然而,跳出這宗教形式的束縛,多神教也好、一神教也好,宗教在其本質上不過只是一種對于人類美德的約束手段,用我們所熟悉的語言來闡明,就是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,如此而已,但西方人之思維,卻明顯被局限在了“佛像”上,而非信仰之本身。
而中國又如何呢?
東漢時期,佛教被引入我國。但很快,這種外來的教派就與傳統的道教,以及儒家之學說融為一體,造成了“儒釋道同行”的狀態。而據史料記載,基督教事實上在唐朝時就曾進入我國,而這在古羅馬造成血腥殺戮的教派,進入我國時,卻與昔日之佛教一樣,融入在了道家、儒家等諸派思想的熔爐里,一時間竟難以分辨彼此。
老子在《道德經》的《道經》部分中所言,“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,寂兮寥兮,獨立而不改,周行而不殆,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,字之曰道,強為之名曰大。”什么是宇宙之本源?老子并不知道它是什么,也并不打算描述它的樣子,只是憑空為它取了一個抽象的名字——“道”。而在《德經》中,老子卻也試圖描述一種“普世價值”,如:“上善若水,水喜利萬物而不爭,故幾于道。”他希望將仁義與宇宙相結合,這受當時的科學技術局限,其實是錯誤的,因為“道”本身就無所謂對錯、無所謂善惡、無所謂仁義與否,它是一個超越三維空間的廣義概念,而德,則是一種人類社會的狹義概念——但,這里老子卻在不經意間向我們透露了兩個重要信息。
一是,中國人的思維中,帶有一種對廣義世界的思考。二是,雖然將宇宙之“無”與狹義的“德”相結合并不正確,但可以表明,在中國人的思想中,確有一種抽象的因素存在,中國人在接受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的思想時,并不會被某種具體的形象所局限。
如果仔細想來,春秋戰國時期,百家爭鳴,爭得到后,爭來的只是行政方式與當時社會的適應程度,而并非學派本身的高低。秦朝以法家、兵家之手段一統天下,漢朝則以儒家思想壯大。漢武帝獨尊儒術,自家的后院卻充斥黃老之學。漢宣帝更是告誡兒子,自古就是王霸雜行,從沒有過什么儒家為大。可見,今日諸多學者對漢朝“獨尊儒術”之舉是禁錮人思想的解釋其實大錯特錯。獨尊儒術,只是當時的一種行政手段,但從思想文化上來講,春秋戰國以后的儒家,其實本身就帶著“包容”的精神內在。
舉例說明,儒家多在討論“德”的行為與表現,兵家是在討論怎樣結束戰爭,事實上是一種維護“德”的手段,而法家亦在討論怎樣用其合理體制維護“德”的做法。諸子百家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作用,本質上講,其實都為了一個目的。與本質相比,古代中國人并不在意哪家哪派。于是,佛教順利地進入了中國,與儒、道同行。基督教也順利地進入了中國,被融入古代智慧之中。更令人稱奇的是,后世與基督教相互征伐千年之久的伊斯蘭教,竟也可以平靜地傳入中國。事實上,這種多元思想也正是中國古代社會在科學、經濟上得以領先世界的主要原因。中國人愿意接受一切有益的文化因子,而絕不約束于某個特定的具體形象。
由于具象思維的束縛,西方人的思想中難免帶有一種“征服”的色彩。這種征服已經超于了“政府”的層面,因為在西方人看來,他們所擁護的統治形態,就是“普世價值”的體現。事實上,一種行政體系的存在,與社會的時下的生產力、生產關系、勢力布局等等諸多因素相關。而在西方,兩種思潮交替更迭,即保守主義(集體主義)和自由主義(個人主義),而在兩者間,亦存在諸多具體派系。一派思想打倒另一派時,極盡打壓。而另一派重新崛起后,亦如是。事實上,西方人已將“德”的精神本質和表現它的手段弄混了。他們忘了,基督之信仰戰勝古希臘之信仰,并非正義戰勝了邪惡——兩者的原始追求其實都是正義的,只不過是說明在特定時間內,基督教的教義更能滿足社會發展需求。而后來的馬丁·路德之新教,也只不過是對舊教派行駛之手段進行修改。教會的腐敗,并不代表此教的本質是腐敗的。
也有一種情況,那就是對抗雙方實力相當、互不相讓,這時,西方人想到了“妥協”,即各自向后退一步,取得一種平衡。
中國古代的改朝換代并不是某種思想的改朝換代,而只是一種政治階層的改朝換代。因為中國人的文化本來就無形,中國人接受一切符合“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”的文化形式,并不存在打倒誰,或被誰打倒之說。于是我們看到,南宋政府軟弱無能,慘遭蒙古族入侵,蒙古人入主中原之時帶著濃重的侵略意味,但明朝將其打敗之后,蒙古人亦將自己視作華夏文明之一份子。后來的女真族(滿清)亦如此。我就是你,你就是我——這叫做融合。
文藝復興之后,西方各國步入全新時代。此時,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,“唯物主義”替代了“唯心主義”。這是歷史的又一個階段。唯物主義亦存在自由、保守兩個派別,自由主義強調人權,保守主義以軍國主義為之代表。但不論怎樣,其具象思維依然如故。隨著對宗教信仰的淡化,宗教間似乎已可以相互并存,然而其在社會意識形態上,卻依然遵循著過去一派打壓另一派的作風。
美利堅民族的形成,早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移民較于英國本土之公民地位過低。在這種共識之上,美利堅移民團結一致,趕跑了殖民地上的英國軍隊。他們聲稱自己追求“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的崇高精神,然而,自美國立國至今,我們卻發現,美國人眼中的“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,其實就是他們自己政府的樣子。“三權分立”、“多黨制度”凡此種種。由于此思想形態與歐洲思想家如約翰·洛克等人一脈相承,美國人的腦子里對于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意識也就局限在了西方式的政治體制當中。
對于這種形式的崇拜打敗了其他所有思想,也就是說,生活在美國土地上的大部分公民,不論他們的祖先來自何處,他們對于“民主”的認識,其實總體來講都是這種極其單一的形式而已。
于是筆者不得不說,美國,是一個“多樣”(many kinds of culture)的國家,卻不是一個“多元”(multiple culture)的國家。在形成共同意識的道路上,人們是在妥協中走到一起的。而妥協則意味著放棄。
然而,“自由、平等、博愛”的先決條件,其實是穩定、和平的社會基礎,不同的社會需要不同的形式。而美國人非常大的錯誤正是排斥其他任何形式,而獨尊西方之形式,這樣,就有了如今阿富汗、伊拉克、利比亞、敘利亞以及烏克蘭等等國家的慘狀。
但是,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,筆者不得不提及的是,中國人的“抽象”思想,事實上已在明清時代走向了極端,也變得具象起來。就好像武術家李小龍在一次采訪中說的那樣,截拳道本是無招無式的,但想要傳播下去,又必須一招一式地教給學員,久而久之,它也就從一種抽象的思想,淪落為一個可憐的門派了。
清朝時,基督教再度傳入中國。然而,與盛唐不同,此時的中國人早已將“孔孟之道”學成了“八股取義”,一種開放、包容、無形的傳統文化,轉念間失去了靈魂,留下的只是“文化的傳統”。我們曾接受一切形式的精神,在此時徹底改變。
而今天的我們,則致力于重拾自己的文化。
面對外來的一切,你要微笑嗎?你會憤怒嗎?
——是時候思考一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