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位朋友希望我談一談近些日子里發生在香港的“內急”事件。一位內地的母親因2歲的孩子內急，無奈在眾人面前讓孩子小解，因為害怕弄臟香港那高貴的馬路，這位母親特意接住了孩子的尿液。這時候，不知從哪竄出一位《壹周刊》的記者，“咔嚓”幾聲，就將這一切記錄在案。事情就這樣展開了。母親和丈夫一起上前搶奪記者的相機，雙方發生了推搡。事情越來越熱鬧，旁邊圍觀的人群開始起哄起來。于是，又一出有關兩地人民的所謂矛盾緊接著就被炒作得沸沸揚揚。

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。還是個小學生的我，帶著濃濃的自豪感觀看了交接儀式的全過程。香港，在那個年代，是內地幾乎所有年輕人向往的地方。那時候，內地的發展才剛剛漸入佳境，基礎設施依然落后，人們的思維還有點“土得掉渣”，可香港不同。香港是一顆明珠。他們說話時，隔幾句就會摻雜一個英文單詞，往往要將“媽媽”念成“媽咪”，將“爸爸”念成“爹地”，別提有多洋了。香港的高樓大廈能把云彩捅個窟窿，這座86層，那座84層，夜晚，霓虹燈連成一片，絢麗多姿。更讓內地的少男少女愛慕的是那些香港明星們。從李小龍時代起，這座城市就變成了好萊塢之外的又一個標桿。90年代，香港電影業更是井噴式發展，80后的孩子到現在都能隨口說出一大串名字——“四大天王”、周星馳、周潤發、成龍… …內地第一代獨生子女的成長，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，伴隨著個性解放的節奏，終于開始敢于憧憬、敢于想象，他們逐漸開始自己掌握自己的未來，而不是由誰來掌握他們的未來。誰不想有個輝煌的前景，誰不想讓萬人歡呼，誰不想行走在聚光燈之下？已經獲得尖叫的人，也自然就成了這一代人的榜樣——那時候，內地的娛樂業才剛剛起步，大陸才剛開放不久，經濟基礎還很薄弱，西方在中國人眼里，強大而神秘，香港，這個大英帝國曾經的殖民地，在國人眼里，是進步的代名詞。

這樣的看法是相互的。大陸人這樣看，香港同胞也這樣看。大陸人看到，香港是前進的，香港人眼里，大陸自然就是落后的。大陸人看到，香港是“洋氣”的，香港人也自然看到，大陸人是“老土”的。這都沒有錯。在那個年代里，全體大陸人——包括我自己在內——確實都是“土包子”。那時候，我們還在討論的是哪座城市剛有了麥當勞、哪座城市有了觀光電梯、哪座城市有人開寶馬，如此種種。有人穿著耐克阿迪穿越馬路，我們都會拋去羨慕的眼光。這些，在香港同胞看來，實在是太幼稚了。

你知道嗎？這短短的十幾年，我們這個國家，發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。改革開放，使中國人開始羨慕西方、學習西方，并開始反思自己，有時甚至嘲笑自己。而這樣的中國，才是最可怕的。當中國人開始對自己表示不滿的時候，才證明這個民族的視野打開了，才證明這個民族的潛力和創造力也隨之被打開。

突然有一天，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大幅度提升，中國的海外留學生大批增加，中國的社會矛盾也日益激烈。改革開放引進的不只是西方人的資本，更重要的，他們看待問題的視角也被中國人所了解。然而，這其中卻有一個有趣的狀況。當西方人向中國人輸出他們的價值體系時，中國人并沒有放棄自己的思維方式，而當中國人接受西方人的思想時，西方人卻擺出一副先行者的姿態，偶爾也向中國學習，但畢竟只是形式主義的皮毛。我在英國留學的時候，對這一點感觸良多。中國人能夠輕而易舉地列出許許多多歐美國家拍攝過的電影、有名的建筑、著名的人物，能夠整段整段地講出他們的歷史，而他們，卻只知道長城故宮、只知道功夫電影或李小龍。有人說，這是因為人家強大。確實，那段時間里，他們是很強大。而強大帶來的優越感，卻往往是落后的開始。我國清朝末年，不正是這樣么？

2001年開始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。當然，這樣的發展，是在不斷地產生矛盾、解決矛盾、又產生新的矛盾中進行的。從我們小時候，對高樓大廈的向往，到后來為高樓大廈歡呼，再到如今，人們重新呼喚藍天白云，這是一個質的變化。從過去，對山珍海味的追求，到后來大小飯店的爆滿，再到如今對節儉的重新提倡，這是一個質的變化。從過去對明星瘋狂地追隨，到后來娛樂圈的高度膨脹，再到如今理性地看待名利、反思自己的人生觀，這也是一個質的變化。隨著財富的膨脹、貧富階層的誕生，我們逐步開始呼喚社會的公平正義，呼喚合理的社會分配，呼喚對人——而非對金錢、對利益的尊重，在我們依然持續著的批判聲中——也正是因為這從不間斷地自我批評，我們的國家，在不知不覺中變得強大起來。

中國的發展對西方的價值觀念是一個沖擊。他們已經“確定的”最佳社會體制，在中國人的面前似乎變得沒有了競爭力，所謂的“民主政體”，正在朝著柏拉圖曾經擔心的方向發展，政府與人民逐步失衡，過度松散的百姓逐漸表現出惰性。你一定無法想象，修補一條60米左右長的馬路需要花費8個月的感覺是怎樣的——而這正發生在我曾經在英國住過的公寓樓下。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。中國人常常提到的“英國人的工作態度”，其實早已成了過去的傳說。而令人欣慰的是，我們依然不滿意自己那已經遙遙領先的效率，我們還在加速，還在改進，還在一步一步地將所有這些對手甩到更遠的身后。

在這樣的高速發展中，國人的素質成了一個話題。

這也是全世界任何一個社會都曾碰到過、或將要碰到的問題。南北戰爭后，一大群美國投機商人突然變成了暴發戶，他們的粗俗和他們的腰纏萬貫實在不相匹配，這也一度成了美國民間反感的東西。維多利亞時代，英國的投機商人迅速崛起，他們的粗俗也沒好到哪里去，他們欺騙善良人、壓榨老實人，實在有些惡心。中國社會尚未完全成熟的今天，當然也存在這樣的暴發戶。除此而外，行走在街頭巷尾、沒有很高文化水準的小市民也比比皆是。這些人很令我們懊惱。但，請不要忘了，如果不是社會的發展，不是財富的涌入，如果所有人都還處在手持“紅寶書”的狀態下，如果所有人都還不敢有那么些自由意志——這些人也就都不存在。那樣好嗎？你當然不會喜歡。

一番對大陸的論述后，這時必須回到香港的問題上了。

在內地的支持下，香港維持著它的經濟增長。兩者都在發展，所不同的是，內地的發展，伴隨著一系列的改革和變化，而香港的發展，則主要是將過去已有的體系，擺在巨人的肩膀上——那巨人正是內地的市場潛力。前者的發展，勢必帶來人民意識的發展，而后者的發展，卻并沒有造成更多思想的前進，相反，在內地的支持下，他們可以更少地考慮創造，更多地伸手獲取。

突然，富起來的大陸人一窩蜂涌進了香港。這里面混了些暴發戶或者小市民。突然，香港人的生活被打亂了。他們并不知道，自己那“英式體制”的祖宗大英帝國，這時已用極為不景氣的經濟證明，這一切都陳舊了、落后了。他們不知道，涌入香港的大陸游客，正是一筆筆可觀的收入，正是一次次有益的商機。他們依然保留著自己過去的思維，依然還以為那曾經幫助他們領先過的生活方式，今后也一定能夠領先世界。他們只是單純地還念過去的生活。

為了這“崇高”的理想，他們占領了中環，高喊著恥辱的、殖民地的口號，怒罵大陸游客是“臭蟲”，卻不曾動一動腦子，思考一下，正是他們怒罵的“臭蟲”帶去的商機，在一定程度上，維護了他們那陳舊的生活方式。香港人自己那僵化的思維，其實和晚清沒什么兩樣。只是他們自己依然還抱有特殊的優越感。他們依然認為，那歐美國家的所謂“民主體系”，是這個世界上最科學的體制，依然還以為，自己是唯一的“東方明珠”。

在內地與香港“矛盾激化”的背景下，那可憐的母親，在那陳舊的旺角，無法為孩子找到一間公廁，為了不弄臟地面，她用東西接住了孩子的尿液。按照香港人的習慣，當眾撒尿本身就無法接受，好的，這沒有問題，從內地來，并不清楚些，做錯了，你走上前來，提個醒，告訴她下不為例，或者找來有關人員，罰她些錢了事——我想這都沒有任何問題。而香港人所做的是什么？

《壹周刊》是盡人皆知的花邊兒新聞刊物，造謠、誹謗、胡說八道是他們的專長。這種雜志的存在，即便體現了所謂言論自由，也不過是一種無德的自由，是一種無聊的自由，這樣的事物在大陸已漸漸淡出視野。而香港人的觀念中，這種“自由”卻依然擁有很大的市場——這本身就是落伍的表現。

一個身體未發育健全的2歲孩子，因為嚴重缺乏的公廁設施而就地小便，于是被這樣的雜志拍到，并極有可能大肆渲染，請問對他的未來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？一位年輕的母親，為了保護自己無辜的孩子，一時沖動，推搡了這無良的記者——這是一種攪拌著無奈的崇高，而這樣的崇高，竟會遭到其法律的處罰，請問，這能不說明是這種法律本身的落伍嗎？

而當我聽說，球星貝克漢姆的孩子也發生過類似情況，卻得到香港人對“廁所不夠用”這一問題的反思時，忍不住笑了出來。

一泡尿，照出了香港這個地方精神的落伍、基礎建設的落伍和思想的落伍。1997年7月1日，他們回歸祖國，而這群習慣了生活在狹窄視野里的人們，只是悲觀地面對自己將要發生變化的生活，卻根本不曉得怎樣利用這機遇，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。他們的眼中只有香港，卻一點兒也不明白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，游客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粗俗的舉動，更是深不見底的經濟福利。

內地沒有發展的時候，香港就是我們眼中的世界。而當內地經濟騰飛的時候，香港，只不過是世界中的一葉扁舟。可是，香港人卻依然將自己當成內地人眼中的世界。他們就像晚清時代的人那樣，以為落后體系下的中規中矩，是領先于進步思潮中的短暫混亂的。

沒有發展，就沒有矛盾，但有了發展，也就解決了矛盾。真可惜，我們看到了香港人對被內地“擠壓”所產生的憂慮，卻看不到他們放眼全國，看到祖國母親正在走向繁榮后，所表現出的欣喜。

而我也必須說，香港人可以狹隘，但我們不能狹隘。香港人的視野可以不延伸至全國，但我們的視野，決不能不包括香港。香港人可以小肚雞腸，但我們一定要寬容。香港人可以謾罵，但我們卻一定要理智。

你也許會問我，憑什么？

我得告訴你，就憑她是我們祖國的一部分，就憑我們的目標，不是搞什么區域對抗，而是成為屹立于世界的強國。

一泡尿，照出了香港人的落伍與狹隘。

而當我們面對這一切時表現的憤怒，也不難看出，我們的發展，還遠遠不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