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說，“政寬則民慢，慢則糾之以猛；猛則民殘，殘則施之以寬。寬以濟猛，猛以濟寬，政是以和。”雖然距離孔子說這番話已經過了兩千多年，但人類的歷史都一直實在寬、猛交替之中進行的。事實上，比孔子更老一些的老子，早就在他的思想中表露了類似的觀點。他提出，要“知其雄，守其雌”、“知其白，守其黑”、“知其榮，守其辱”，世間萬物陰陽交替，陰陽之間彼此轉化，是一組對立與統一的合體，居安者若不思危，則終將自食其果。所以，與既定事實唱一唱反調，有時反倒是一種大智慧的體現。

在一次對刑事犯罪的投票中，九位參與者均投了贊成票，但美國大法官霍姆斯卻投了“無罪”。犯人罪孽深重，作為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，都應選擇將對方繩之以法，霍姆斯卻在毋庸置疑的罪行面前選擇了對犯人的“袒護”。當有人問他這樣做的原因時，他的回答卻極富智慧。他認為，十個人中，既然有九人判處對方有罪，那么在對判處罪行的問題上，他的這一票無足輕重，正義勢必會得到伸張。但他之所以與正義背道而馳，則是試圖在不影響它的前提下，表達一種反對的精神。在任何一個時代里，一種觀點的誕生，都會伴隨著相反的意見。有時，這種反對意見顯得幼稚可笑，但也有時候，這種反對意見卻經過深思熟慮。霍姆斯的反對，有一個重要的考慮，既是“在正義得以伸張”的前提下，這就需要對所有投票者具有深刻的理解。

所以，雖然很多人都在反對，但做一個合格的反對者，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

在封建時代，由于科學技術的局限性，要想維護全社會的穩定，就需要一種森嚴的等級制度。所以在那個年代，愛國必須首先表現為“忠君”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只有提高統治家族的絕對威嚴，全國上下才能擰成一股繩。這種狀況在現代社會中已不被提倡。隨著維護社會穩定的手段日益豐富，黨派的統治早就替代了家族。理論上來說，任何人都可以入黨，任何人都有機會成為黨的領導者，任何人也就都擁有成為國家領導人的機會。于是，人類上一個階段的整套政治體系，其實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對立面。換言之，我們這個時代，本身也就成了上個時代的“反對者”。

即便是在具有“民主”思想傳統的歐洲，受到生產力局限，古時的民主制度也只適用于極小的團體里，隨著羅馬人領土的擴大，也不得不對這種“民主”表示反對。直到社會再次進步，他們才重新擁回了古人的思想，重新進入“民主”的模式。這個過程，也正是一段提出觀點、提出反對觀點、提出反對反對觀點的觀點，這樣一個不停否認的歷史進程。

每一個時代本身，都是一位“反對派”，處在每一個時代中的智者，又同樣會對自己的時代提出反對。逆來順受的人，不過是一群奴才（當然，有許多時代是需要奴才的），但會影響到社會進步的過激反對，其實也帶有一種“奴性”。對國家、對政府完全的順從是錯誤的，但跟隨無知者信口開河的胡言亂語一同“對抗”時代，也是錯誤的。就好像已經破產的希臘政府在無奈之下提出削減福利、改變懶惰的生活態度一樣，人民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對聲，其實只會讓昔日那種舒服而慵懶的生活離自己更加遙遠。

我就是一個十足的反對派。先前有一次，我對父親的一位朋友表達過自己的真實想法。很多時候，我并不是真的要打倒什么，而是想提醒居安者要記得思危。我理解我們國家的決策者選擇的方向，也完全理解社會上的憤青對一些政治問題的不滿。可是，在決策者面前，我會替憤青講話，在憤青面前，我又會替決策者講話。我是雙重的反對者，而我所做的事，出發點卻是讓他們彼此增進了解，讓居安者思微，讓思危者看到希望。雖然力量微薄，但畢竟也是一份向上的力量。

世界的存在，有雄必有雌、有白必有黑、有榮必有辱，但只有全方位了解社會整體的人，才有可能做到“寬以濟猛、猛以濟寬”，很多時候，我被人看做是一個反對派，但事實上，我卻是一滴歷史的潤滑劑。